在那个离我们已经有些遥远的战争年代,你是否曾好奇,当时的照片是谁拍摄的,又是如何得以流传下来的呢?
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,部分归功于外国记者和考察团的到来。然而,我党内部也有自己的战地摄影师,他们所记录的视角和主题,往往比外国摄影师更加丰富和多元。可无论是谁,战争总是伴随着惨烈的悲剧与屠杀,而这些摄影师为了精准捕捉下战争的罪证,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,以至于这些经历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噩梦。
在1949年建国前夕,著名摄影师沙飞曾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摄影科科长。他目睹了日军所犯下的残酷暴行,因此每当看到与日本相关的事物,便会感到极度的恐慌和愤怒,情绪失控。最终,由于精神失常,他在误解中杀害了为其治疗的“日本特务”医生津泽胜。因其行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即便是他的好友聂荣臻元帅,也无奈之下只能签署死刑判决书。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英雄摄影师,就这样在黑暗的阴影中被迫走向了绝路。
展开剩余90%在抗日战场上,有一张极为著名的照片,记录了聂荣臻元帅与一名失去双亲的日本小女孩的合影,而拍摄这张照片的正是沙飞。沙飞于1912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商人家庭,较为富裕的环境使他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爱好。
年少时期,沙飞对无线电和文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。14岁时,他在探访亲戚时,偶然看到黄埔军校门前的一幅对联,上面写道:“贪生怕死勿入斯门,升官发财请往他处。”这幅对联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,他决定投身北伐,成为北伐军中最年轻的报务员。
北伐战争结束后,沙飞在亲戚的引荐下,进入了广东汕头电台继续担任报务员。在这儿,他邂逅了他心目中的女神王辉,开始了疯狂的追求。在交谈中,沙飞发现王辉与自己都有着相同的音乐品味,对鲁迅的钦佩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慨。1932年,随着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的爆发,沙飞和王辉共同为奋战的将士们捐款,心中燃起了对抗战的渴望。沙飞多次对王辉表达,他希望能再次穿上军装,和敌人浴血奋战。
因志趣相投,两人迅速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虽然未举行盛大的婚礼,但两人却共同投入资金,为沙飞购置了一台相机,这台相机为他未来的摄影生涯铺平了道路。那时,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有150块大洋,已算得上是一个富裕的小家庭。借助妻子的支持,沙飞踏上了摄影师的旅程。
沙飞虽然自认为文笔不如鲁迅,但对鲁迅的精神和人格深感景仰。他希望能成为摄影界的鲁迅,用相机记录下社会的阴暗与不公,警醒世人。1936年,他前往上海学习美术,以期提升自己的摄影技能。在学习期间,沙飞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,尤其是当周围的同学都拍摄风花雪月时,沙飞却独自记录街头那些落魄的乞丐。
他的举动使他与当时的左翼学者建立了联系,经介绍,沙飞得以与鲁迅见面。尽管鲁迅身体抱恙,依然参加了青年木刻展览会,并表示他曾购买过沙飞的作品,希望他继续创作优秀的作品。然而,鲁迅在这次展览后不久便去世,沙飞在鲁迅的家中拍下了他珍贵的遗照。这一刻成为了他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交织,然而却以死亡告终。
沙飞的原名为司徒传,初次以“沙飞”作为笔名是为了发表鲁迅的照片,从此他便一直使用这一名字。婚后,王辉生下了一个儿子,但她年轻时的革命激情逐渐消散,渴望过上安稳的生活。而沙飞则不断在追寻理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,这份差异让王辉感到不安。沙飞在上海完成学业后,广泛举办摄影展览,王辉甚至以离婚来威胁他,希望他能够回来。
在接到王辉一封表达不理解的信件后,沙飞忍不住痛哭,最终决定同意离婚,二人就此分道扬镳。不久后,北京传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,沙飞顾不上失落,迅速带着相机准备前往华北抗日前线。
当时,晋察冀边区刚经历平型关大捷,沙飞被聂荣臻调至杨成武部队负责跟随拍摄。他用自己的勇气与行动证明了自己并非懦弱之辈。尽管聂荣臻给他安排了警卫员,沙飞依然不畏生死,冲入前线,与战士们并肩战斗。甚至近距离拍摄八路军和日军之间的白刃战,而他拍摄完时才意识到身上的衣服竟被子弹打穿了三个洞。
如此清晰且近距离的中日白刃战照片,在当时或现在都堪称稀缺的影像资料。在黄土岭战斗中,晋察冀军区力图围歼敌军阿部规秀,沙飞也主动跟随战士们共同挤在战壕里。众多士兵对沙飞的举动表示不理解,认为他作为文宣团队的摄影师,完全可以通过文字记录部队战斗的情况,而不必亲自进入危险重重的战场。对此,沙飞则坚定表示,自己的使命就是拍摄战争的真实面貌,如果脱离前线,那还能拍摄些什么呢?
对于为何选择摄影而非文学,沙飞解释道,自己的文学才能有限。而且当时大多数老百姓不识字,就算自己写得再精妙,也不如用照片直接表达出冲击力。八路军战士用刀枪与敌作战,而他用相机记录历史。这种选择在他看来是自然不过的了。尽管我们不知道沙飞内心的真实感受,但他与战士们在战场上有着一份共同点,那就是面临着“弹药不足”的窘迫。
我党的文宣团队能持久开展工作,主要得益于纸笔这一类文具的低廉和易得。而沙飞所选择的摄影行业,在当时的根据地却难以获得充足的胶卷支持,这让他在战场上拍摄的内容和时间都受到限制。因此,沙飞很少会用相机拍摄自己,更愿意将自己化身为镜头后那双安静而坚定的眼睛。
有着顽固肺结核病的沙飞,在当时几乎难以治愈,病人往往被称之为“肺痨鬼”,不寿。1937年前往华北时,他的病症已初显。为缓解结核病的痛苦,沙飞常常带着一个装满芥末的布包,进行热敷。大约在1938年,他在后方休养期间,结识了同样热爱摄影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。白求恩在加拿大发展,也对摄影充满热情,两人一见如故,沙飞甚至拍下了白求恩游泳时的“裸照”。此时,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而成为忘年交。
然而不久后,白求恩因手术感染败血症,不幸去世。在临终前,他特别叮嘱聂荣臻元帅,将他珍爱的柯达相机赠予沙飞。自此,沙飞便一直携带着白求恩的相机,继续在枪林弹雨中抢拍那些历史瞬间。百团大战时,沙飞仍在杨成武的部队中拼命拍摄,但聂荣臻却让他先返回,有一张重要的照片需要他来完成。
这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品《将军与幼女》。当时,八路军在战区发现了一名被遗弃的日本小女孩,聂荣臻希望能够将她送还给日军。当沙飞得知此事时,迅速意识到其重大的宣传意义,毫不犹豫地要求拍摄这张照片。凭借着他的革命热情与敏锐的洞察力,沙飞所负责的《晋察冀画报》声名鹊起。尽管边区条件恶劣,但他利用空置的羊圈作为暗房,借助阳光为胶卷曝光。其作品引起了日军的高度关注,他们誓言要铲除这个八路军的画报社。
1943年,日军的扫荡围剿中,画报社与锄奸部巧合地汇聚到了一个小村庄。两支部队联手突围,但沙飞由于背负两箱胶卷,在逃跑时丢掉了鞋子,却不敢去捡,火急火燎地跟随部队越过了一座雪山。等到安全地点时,脚上的皮肉几乎全烂,医生甚至提出截肢的建议,这不仅给向来自由的沙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心理的伤害更是令他难以承受。
然而,身心的痛苦远不止一只脚的截肢。部队返回柏崖时,他看到的景象如同噩梦,令他铭心刻骨。那里曾是画报社的营地,村庄刚经历日军的扫荡,变得荒凉无比。在一个简陋的草房里,锄奸部的部长余光文发现妻子张立在遭受侮辱后的尸体,连同被煮烂的骨肉,令人无法直视。沙飞作为画报社的成员,全程目睹了余光文亲手埋葬自己的妻儿,二人曾是好友,而他为这对夫妻拍下的合照却成了尘封的往事。
柏崖惨案中,日军的残忍行为给沙飞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,尽管他在治疗后身体恢复,但精神方面的痛苦却长久未能消散,常常会出现精神错乱的情形。沙飞离开家的这段时间,王辉也渐渐重返革命事业,因照顾孩子的缘故,她只能在汕头从事一些地下工作,秘密保管南方局的资金。后来,当她看到《晋察冀画报》时,不禁涌现出对当初冲动举动的悔意。两人的感情实际上并未断绝,只是现实让彼此无法相守。如今,既然两人都在为革命奋斗,不如重修旧好。
在邓颖超的牵线搭桥下,沙飞最终接到了王辉的来信,双方决定重归于好。抗战结束后,沙飞虽然瘦削得像根竹竿,但他与王辉时隔八年重聚,温馨的家庭美好似乎弥补了一切。然而,过去的阴霾仍未散去。在解放战争期间,《晋察冀画报》因战事变化而被迫解散,聂荣臻因此频繁受到批评,从此沙飞失去了依托,被迫入院治疗肺结核。
然而,沙飞被送至的“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”中,许多医护人员都是日本人,有的是国际主义战士,有的则是被俘虏后选择投诚的变节者。沙飞因柏崖惨案心存戒备,对这些日本医生难以释怀,甚至产生了敌意。主治医生津泽胜知道日军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暴行,努力用自己的医术来赎罪,因此他对待沙飞的态度颇为友善,但这些无法打动已有些精神恍惚的沙飞。
一次例行检查中,津泽胜转身离开后,沙飞突然精神失常,冷静地取出手枪将其击倒,随后又对其补了一枪。此事在医院引发了轩然大波,日方对沙飞的行为感到愤怒,国际上也产生了负面影响。医院不得已请教沙飞的老上司聂荣臻,考虑能否挽救沙飞的性命。但聂荣臻元帅也有自己的考量,认为此事性质恶劣,实在难以善后。“沙飞的功劳不容小觑,但终究是必须挥泪斩马谡,择日安葬吧。”
终于在1950年3月4日,华北军区宣布沙飞死刑,允许他在行刑前不跪地。时光推移至八十年代,沙飞的三女儿王雁已成人,了解了父亲的过去后,开始为父亲争取平反。然而,田鹤子不愿意参与,虽然她的父亲被沙飞所杀,但不想追究太多。毕竟,沙飞已经在共产党体制下得到了裁决。
王雁于是决定从其他方向努力,她找到聂荣臻元帅,试图为父亲证明精神失常的问题,最终将沙飞的案件认定为冤屈。然而,三十年过去,证人早已不在,即便平反,沙飞也不能算作烈士,只能与柏崖惨案的其他遇难者一起被安葬在河北阜平烈士陵园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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